1899年1月29日，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。
父亲瞿世玮是个穷酸画家，母亲金璇是传统妇女，家里穷得经常揭不开锅，1916年，瞿秋白母亲因债务缠身，绝望自杀。
这件事对瞿秋白的打击太大了，小小年纪的他，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社会的残酷和不公。
为了谋生，瞿秋白去过武汉，后来又来到北京，1917年，他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，五四运动爆发后，新思想像潮水一样涌入北京城，瞿秋白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著作，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。
1920年，瞿秋白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，他以《晨报》记者的身份，前往苏维埃俄国采访。
在苏俄的两年时间里，他亲眼目睹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的景象，也亲身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澎湃力量。
这段经历，彻底改变了瞿秋白的人生轨迹，让他从一个充满彷徨的知识分子，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
1922年2月，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当时，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，像瞿秋白这样有学识、有见识的党员可不多，像《国际歌》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，都有他翻译的参与。
1923年，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，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共合作的设想。
1925年1月，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局委员，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。
他更参与创办了党的理论刊物《新青年》，领导了五四运动，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。
但1927年，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，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。
同年8月7日，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，也就是著名的“八七会议”，在这次会议上，瞿秋白旗帜鲜明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，主张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。
这次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，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，瞿秋白也因此成为继陈独秀之后，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。
然而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瞿秋白领导中央期间，也经历了一些挫折，他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、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。
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，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、缺乏斗争经验等原因，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，有人批评瞿秋白在革命策略上犯了“左”倾盲动主义的错误。
1931年1月，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，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，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，王明等人推行了一条“左”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。
瞿秋白因为坚持正确的意见，受到了王明等人的批判和排挤，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，逐渐在党内失去了权力，被边缘化。
1934年1月，瞿秋白抱病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，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，当时的中央苏区正面临着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严峻考验，由于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，红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，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，瞿秋白因为身患严重的肺病，身体极度虚弱，无法跟随大部队一起转移，只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。
主力红军撤离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“清剿”，留在苏区的红军和地方干部陷入了极其险恶的环境之中。
药品、粮食等物资极度匮乏，敌人的搜捕越来越频繁，瞿秋白拖着病体，带领一部分同志在闽西山区坚持游击战争。
1935年2月，瞿秋白、何叔衡、张亮、周月林等一批留在苏区的干部，在转移途中，因为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第36师包围，不幸被捕。
瞿秋白被捕后，国民党当局如获至宝，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更多的党内机密，以便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。
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，他曾是瞿秋白的学生。宋希濂得知瞿秋白被捕后，亲自赶到长汀囚禁瞿秋白的房间，假惺惺地说：“先生的大名，我早已如雷贯耳，先生若能幡然悔悟，选择光明的道路，前途不可限量。”
瞿秋白平静地看着宋希濂，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我青年时代读过你的文章，那时你是一个有热血的青年，但现在你走错了路。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既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，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，决不会中途变节。”
宋希濂见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，他对瞿秋白进行了残酷的审讯，动用了各种酷刑，企图逼迫瞿秋白屈服。
然而，瞿秋白始终坚贞不屈，严守党的秘密，保护了其他被捕的同志，敌人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。
在狱中，瞿秋白虽然身处绝境，身体状况日益恶化，经常咳血，但他依然保持乐观的革命精神，他利用这段时间，回顾自己的一生，思考革命的经验教训，写下了两万多字的《多余的话》。
尽管国民党当局对瞿秋白威逼利诱，许以高官厚禄，但他始终不为所动，宋希濂见劝降无望，只好如实向蒋介石汇报。蒋介石恼羞成怒，于1935年6月2日亲自下令：“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，照相验身。”
1935年6月18日清晨，瞿秋白起床后，换上了自己干净的衣服，整理好床铺，然后平静地走向刑场，他拒绝了敌人给他准备的马车，自己步行前往，不久枪声响起，瞿秋白倒在了血泊之中，时年36岁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人民没有忘记瞿秋白这位为革命牺牲的先烈，1955年，中共中央将瞿秋白的遗骨从长汀迁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，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。
毛主席为《瞿秋白文集》题词：“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，在他生前，许多人不了解他，或者反对他，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。
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，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，不愿屈服，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，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，将永远活着，不会死去。
然而，到了1962年，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，这一年，香港的一些报刊重新刊登了瞿秋白的《多余的话》。
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些报道后，作出了“以后少纪念瞿秋白，多纪念方志敏、刘胡兰这样的同志”的批示。
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会突然作出这样的指示呢？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，当时，新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。
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歧日益扩大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路线，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攻击和诽谤。
在国内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，但党内和国内仍然存在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。
毛泽东主席担心，如果过多地宣传瞿秋白，特别是过分渲染《多余的话》中的一些消极情绪，可能会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，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，说我们党的领导人革命意志不坚定，在困难面前动摇了，从而动摇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。
方志敏和刘胡兰是革命烈士中的杰出代表，方志敏在狱中坚贞不屈，写下了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清贫》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篇章，激励了无数后人。
刘胡兰年纪轻轻就英勇就义，面对敌人的铡刀，她大义凛然，喊出了“怕死不当共产党”的豪言壮语。
他们的事迹和精神，更加直接、更加有力地体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、视死如归的崇高品格，更适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用来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。
毛主席的这个批示，并不是要否定瞿秋白的历史贡献和革命精神，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大局出发，考虑到宣传工作的策略性，避免给敌人留下攻击的口实。
这是一种策略性的考量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。
历史是公正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越来越客观、越来越全面。
1978年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开始全面拨乱反正，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当年同瞿秋白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证明，瞿秋白同志被捕后，坚持了党的立场，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，坚持革命立场。
国民党当局的审讯和迫害，没有能够使瞿秋白同志屈服，瞿秋白同志是英勇就义的，他是党的好党员，是中国人民的好战士。
1985年6月18日，在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前夕，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瞿秋白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。
如今，在福建长汀，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和纪念馆，每年都有无数的干部群众和学生前来瞻仰学习，缅怀他的丰功伟绩。
在江苏常州，瞿秋白的故居也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瞿秋白同志的革命事迹和精神，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